清华大学最新研究显示，在合理政策框架下，中国能够同步实现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改善。在清华大学日前举办的《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与传统理念相比，新气候经济的核心要义是经济发展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两者完全可以同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委员陈元表示，《中国与新气候经济》进一步阐明，通过经济、能源与环境目标的协同治理，中国可以在保证良性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空气污染、提高能源安全以及降低气候风险。
　　中美两国11月12日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减排问题做出了承诺。新气候经济报告在此背景下发布，对中国如何实现新的气候变化目标和空气质量目标提出了必要的政策建议和监管框架。
　　墨西哥前总统、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卡尔德隆在会上说：“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世界经济不再是两难的抉择。这一重要研究突出了中国面临的巨大机遇，中国能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减少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风险。”
　　碳排放达峰值 
　　新气候经济报告发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根据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的目标意味着什么？来自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GDTP）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这个目标是非常高的。
　　何建坤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达到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65%以上）发展阶段，人口规模趋于稳定，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总量峰值基本可同步实现；二是经济内涵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能源消费弹性持续下降，单位GDP能耗仍保持年均3%左右的下降速度；三是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的基础上，仍以年均6%~8%速度增长，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持续达1.5%~2.0%；四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达4.5%左右，支撑4%~5%的GDP增速，届时能源消费弹性可降低至0.3~0.4，非化石能源供应量增长可支持能源总需求1.5%~2.0%的增速，而化石能源供应不再增长，从而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时GDP增速仍可维持在4%~5%的水平。”何建坤告诉记者，这将高于发达国家峰值时增速（不高于3%），仍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经济与减排同步
　　经济与减排同步是新气候经济报告的一项重要成果。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三个领域面临一系列挑战。当然，在合理的政策下，中国在应对上述挑战的同时，能在近期维持7%至8%的GDP增速，并在2030年维持5%的增速。
　　报告认为，减少煤炭消费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也能促进技术创新并提升生产率。目前中国投资拉动增长放缓，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制约，这对于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尤为重要。同时，这些措施有利于降低中国化石燃料的对外依存度，从而提升能源安全。如不采取这些措施，到2030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升至75%，天然气将超过40%，关键经济部门将面临价格波动的风险。
　　与会专家提出，为达到改善大气质量的目标，必须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调整。这些措施对于京津冀和长三角这两个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尤为重要。而这些措施在实现中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全面改善的同时，还可以产生显著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并且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GDP成本大部分可以被环境及健康效益抵消，并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教授、报告作者之一滕飞说：“中国有机会向世界证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目标可以同步实现。我们可以期待越来越多的人民在繁荣的城市中享受一流的教育、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这不仅是中国梦，也是世界梦。中国将引领世界共同展开新气候经济的蓝图。”
　　那么，哪些因素将直接影响着峰值排放目标？何建坤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注意几个不确定性。首先是GDP增速的不确定性。未来20年，GDP年均增速每高出0.5个百分点，在相同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到2030年将增加10亿吨以上，峰值时间将推后10年左右。
　　其次，GDP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具有不确定性。它取决于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如今后每个五年计划期内GDP能源强度下降幅度比预期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增加6亿吨，二氧化碳峰值也要推迟到2035年前后。
　　此外，还包括能源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核能）发展迟缓，单位能耗二氧化碳强度下降幅度降低，将不足以抵消新增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必将滞后。
　　严控煤炭总量
　　为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新气候经济报告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是“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专家指出，煤炭不仅是中国PM2.5的重要排放源，更是引发气候变化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在京津冀、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50%至70%的PM2.5来自煤炭燃烧。报告建议，实现能源结构低碳化首先要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煤炭消费总量应在2020年前后停止增长，并尽快实现绝对下降。
　　按照中美《声明》，双方计划继续加强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包括在先进煤炭技术、核能、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这将有助于两国优化能源结构并减少包括来自煤炭的排放。
　　GDTP专家委员会专家、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林伯强指出，煤炭总量峰值是碳排放峰值的前提，非化石能源增长则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与核电。
　　“我们对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应该有信心完成，但前提是在此之前达到煤炭总量峰值。”林伯强表示，与之对应的可能有两种情景，一种是2023年煤炭总量达到峰值（约45亿吨），此后由于煤炭的减少和天然气等低碳能源的增加，到2028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另一种情景更激进一些，煤炭在2020年达到总量峰值（约42亿吨），碳排放峰值在2024年达到。
　　发展清洁能源
　　“无论哪种情景，都需要在控制煤炭总量上下足功夫，尤其是控制煤制油和煤制气的发展规模尤为重要。”林伯强认为，相对而言，非化石能源占比（20%）目标可能实施难度会更大。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前提必不可少：一是要有足够的替代能源来满足发展的需要。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选择是短期内以天然气等低碳能源予以替代，中长期以可再生能源等清洁或零碳能源替代。另一个前提则是要降低替代能源的成本，达到规模商业化运行的程度。
　　从能源结构来看，目前我国水电接近饱和，未来需要重点发展以风力、太阳能、生物质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和核电。专家预计，到2030年，为达成目标，我国的水电占比会小幅上升至8.5%，以风力、太阳能、生物质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大幅增长至5.5%（2013年占比1.3%），核电占比也需要大幅增长至6%（2013年占比0.9%）。
　　针对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的目标（20%），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能源工作组副组长周南认为，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显示，20%的目标在连续努力的情景下可以实现，在更激进的情景下甚至可能达到25%~30%。中国设定20%的目标可能出于对核电快速发展和电网对可再生能源容纳能力两方面的一种理性而谨慎的考虑。
　　“在过去的一周里，中美两国领导人并肩做出了控制两国排放的重大承诺。新气候经济报告是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为目标的达成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兼CEO安德鲁·斯蒂尔博士如是说。

　　▲中国有机会向世界证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目标可以同步实现。这不仅是中国梦，也是世界梦，中国将引领世界共同展开新气候经济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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